作者：王鼎钧
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们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一批一批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十九寸电视机的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官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驻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