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立法思想史上，有两种思路：一曰道德论，一曰效果论。道德论的理论是，只要按传统观念看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就要禁止这一活动。效果论者则主张，如果某种惩罚不能足以取消和禁止某种行为，就要正视它的存在，即使这种行为是错误的和不道德的。前者强调惩罚当事人，后者注重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所受的伤害，无论她们的道德状况如何。
搁置“扫黄防艾孰软孰硬”的争论不谈，从人道主义的底线出发，让实际无法回避的“小姐群体”尽可能远离艾滋病，这恐怕是不同人群的共识。什么措施能彰显防艾的最佳效果，它就应作为首选，事关人类健康，事关子孙万代的绵延不绝，无论如何，当视为重中之重。
如果形成此共识，以后遇上此类难题，就不妨像搁置“姓社姓资”争论一样：国情第一，效果第一，只要不是本着“挺黄”的初衷，不是潜伏着“泛黄”的危害，不妨大胆前行，扩大战果。我是决不相信“因为小姐培训而黄害加剧”之判断的，供需关系的无形之手才是决定“小姐”多寡的真正因素。也许今天讨论“是否公开设立红灯区以使防艾防性病得以保证”尚为时过早，但这样的命题早晚将放到桌面上来。聪明的办法是，在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之前，先形成一系列的铺垫，这种铺垫如同一道斜坡，引领我们最终平滑地走到解决问题的平台上来。
我想，我们从事性科学研究的同仁，当不负使命，在每一层铺垫上尽绵薄之力。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可能是在“两论”之间，优先选择“效果论”。
作者为《家家乐》（中国优生优育协会主办）杂志常务副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