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吗？”根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她这样问道。“它是否太负面？”有人争辩说，它展示了中国最好的一面——它的决心，胡舒立笑了。“我能解释它，”她说。
中国的媒体不再完全是温顺的绵羊，但在这个喧闹的经济体中，媒体的自由度仍然低于其他行业。《财经》和它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是少数派。去年九月，新华社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报道，详细介绍神舟七号是如何完成它的第30圈绕地飞行的。这则报道有相当多吸引人的细节，比如“调度员坚定的报告声，打破了全船的沉寂。”但不幸的是，那时火箭都还没发射。（后来新华社道歉说自己误发了一篇“草稿”。）在中国两千份报纸和八千份杂志中，《财经》和其他几份金融报纸是少数具备独立声音的私营出版物。（所有中国媒体都被要求拥有一个挂靠单位，尽管挂靠单位对各媒体的干涉情况各不相同。而作为香港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财讯传媒集团是由十五名个人投资者控制的。）
中国的领导层对媒体改革一直谨小慎微。“中国的报纸、广播和电视永远不再会被允许成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战斗前线。”……
当一家媒体第一次触犯宣传禁令时，会得到一张和足球比赛中类似的“黄牌”警告。有记者说，如果一年之内得到三张黄牌，那么这家报纸或杂志就要被关了。（根据国家通讯社的报道，2004年，有338份出版物因发布“内部”信息而被关停。）但编辑们需要自己猜测他们可以走多远，需要自己计算越过一个未经定义的界限的风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名誉教授Perry Link将这种审查方式比作“盘在头顶吊灯上的一条巨蟒”。“通常，巨蟒不会动弹，”他在2002年的《纽约书评》中写道，“它不需要动。它觉得没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禁令。它那沉默而持久的信息是：‘你们自己决定’。在它的阴影下，每个人都往往会作出或大或小的调整——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