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对几个关键物证的采信存在严重错误。由于案发现场是庄稼地，遗留的足迹表明，作案者脚穿皮鞋，且鞋底钉有铁掌。魏清安供称，他作案时穿的是一双三接头的皮鞋，鞋底钉了四个铁掌。同时，魏清安还画了一副鞋底花纹图，与案发现场提取的足迹花纹一模一样。
河南省检察院牵头成立的调查组复查证实，魏清安家从来没有三接头皮鞋，更没有在鞋底钉过铁掌。既然如此，魏清安为什么能够熟练地画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鞋底花纹呢？
原来，办案人员根据现场提取的足迹证据，将鞋底花纹画好后，派了一个“耳目”诱使魏清安照葫芦画瓢，为了画得更加逼真，审讯时，警察甚至替魏清安代笔，完善鞋底花纹证据。在一次有“两高”人员参与的案件复查会议上，时任河南省检察院检察长赵文隆说：“如果没有事前准备，在座的各位谁能准确地画出自己的鞋痕花纹呢？”
我们翻开那些重大冤案的卷宗，发现嫌疑人的供述往往与案发现场惊人地一致，实际上却是办案人员根据现场勘验结果提示嫌疑人编造的口供，这就是为什么法律禁止侦查人员指供、诱供的原因。
在这起案件中，作案人骑一辆“型”自行车，穿着军大衣，抢走了受害人刘某的一块“广州牌”手表。魏清安供述说，自行车是他从邻居家借来的，经案件复查人员调查，邻家根本没有这样的自行车；田玉修说，自行车是他从一个护路队那里偷来的，作案后逃离现场，将自行车丢弃在一发廊墙边。调查人员寻踪找到了这辆自行车，并由田玉修辨认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