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距今不过年，但刑事侦查和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严重缺失、侦查和审判人员对专业乃至常识的近乎无知却恍若隔世。以血型鉴定为例，由于人的血型只有那么几种类型，每一种血型都有巨大的群体，如果将血型鉴定单独作为定案的证据，那么，在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意味着每个刑事案件都会有超过一亿人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
从证据学的理论上说，血型鉴定作为肯定性的证据，必须有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方能认定；而血型鉴定作为排除性证据，则具有直接价值——例如，一起强奸案检出的精斑为型，被怀疑对象的血型是型，即可以血型鉴定结果直接将其排除。
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属于初中生物课内容的常识性问题，年前的这起死刑案件，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的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竟然无人发现问题，以至于断送了魏清安无辜的生命。
直到抓获田玉修，发现田的血型与魏清安一样，也是型。
透过此案最后平反过程中的细致调查，我们得以了解，与上述致命的错误同时发生的，是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的严重不负责任和对证据认定的草率，人命关天的死刑案件，所有证据都是虚假的，有的关键证据还是办案警察参与伪造的。
首先是作案时间。警方认定案发于下午点分。而魏清安当天在给邻居家盖房子，下午点，他回家看望临盆在即的妻子，不一会，村里兽医来家里给猪打防疫针，魏清安动手帮忙。兽医打完针离开时，太阳刚落地，处方上记载的时间是点分。
在刑事案件中，作案时间经常被视为重要条件之一，甚至是前提性条件。经复查人员模拟试验，从魏家到案发地公里，步行约需一小时，骑自行车大约分钟。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魏清安都没有作案时间。这些事实有很多人可以作证，但原办案人员既没有实地调查，也不听魏清安的辩解，凭主观臆断，草草定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