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冬秀的堂弟江泽涵回忆，胡思杜去学习的时候把父母留给他的细软放在他家。
学习结束以后，他思想很进步，要求入党，觉得这些东西自己也用不上了全部都上交给了组织。
胡思杜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改造结束后，被分配了工作，去唐山铁道学院(即现在四川的西南交通大学)“马列部”教历史。胡思杜想做老师的理想，解放后得以实现。
胡思杜估计没想到，唐山成了他人生的终点。
1949年5月，新中国成立仪式还没举行，对胡适的批判已经开始。
第一个向胡适发难的，是胡适那天没有喊走的辅仁大学校长老朋友陈垣。
接着跟进的就是胡思杜批判父亲的文章。据当时报道：1949年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胡适在大陆从此被戴上了“人民的敌人”的帽子，这顶帽子是儿子送给他的。
不过据胡适的分析这文章都是别人代笔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意思。胡适将儿子批判他的文章剪下来，在日记中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包括胡适好友傅斯年也认为：“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胡适在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及陈垣、儿子胡思杜对他批判的感受时，他还是带着更多宽容的态度，没有指责他们个人。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制度，胡适对记者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