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只要我说了是我杀了人，就可以让我去尿尿……他们还说那个女子其实没有死，说了就可以把我立刻放回家……”在叙述“当晚自己的犯罪事实”时，呼格吉勒图做了如下陈述：“我当晚叫上闫峰到厕所看，是为了看看那个女子是不是已经死了……后来我知道，她其实已经死了，就赶快跑开了……她身上穿的秋衣等特征都是我没有办法之后……猜的、估计的……我没有掐过那个女人……”笔录显示，询问人对呼格吉勒图使用了“你胡说”等语言。
由此可以判断，呼格吉勒图安基本可以肯定是一起冤案。曾经多次对比过呼格吉勒图和赵志红卷宗的刑侦专家吴国庆，对此案发表看法时更加直言不讳：“我的态度很明确，我也多次向公安部和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一案不会有两凶，其中必然有一个是冤枉的。”“这个案件的事实部分早已经明确，不应该存在任何悬念。但是，如果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必然就有多名责任人被追究刑责和党纪政纪处分。而当年公检法三家单位的办案人都已经有了相应职务的调整，有的甚至已经升职或调迁，难度可想而知！”向记者提供笔录的内蒙政法系统的那位重要领导，毫不隐晦地对记者说。
很显然，“呼格案”当时是非常草率的，办案当事人是在草菅人命。那么，“呼格案”是不是应该由办案当事人承担主要责任哪？从法律事实上看，的确应该如此，但如果从深层次原因来看，体制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呼格案”处在“严打”的当口，其办案速度也正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从严、从重、从快”。正是这种政治运动导致了其草率审案，呼格被执行枪决时，距离案发只有62天。由此可见，毛式的政治运动体制余毒还在继续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