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春节只有一两天了,但是全家人都无心置办年货,只是一天天捱着。
腊月二十八,我和嫂子上街买了两副春联回来。侄子把春联贴上,虽然红得有点惨淡,但家里总算有了一点年味。
弟弟终日坐在楼下的火炉边烤火,眉头紧锁,为他不知何日开业的公司忧心忡忡。哥哥和嫂子负责做饭,每餐变着花样给大家端出一桌饭菜。餐桌上,每个人都心事重重,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再好的食物,吃到嘴里都味同嚼蜡。只有7岁的小侄子,目光炯炯地盯着红烧肉,眼里充满渴望。
吃饭的整个画面,犹如梵高的画《吃土豆的人们》那般沉重:昏暗的灯光下,一群衣衫破旧的男人和女人在默默吃土豆。他们的每根皱纹,每个表情,都隐藏着生活的艰辛以及对苦难的隐忍。
父亲几乎全程不说话,匆匆扒完一碗饭后,就站在窗前,凝视着窗下流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今年是爸爸70大寿,弟弟本来计划带爸妈去东南亚过春节,但疫情生生把我们的家庭计划一掌打翻了。一个乡下亲戚送来了一个硕大的猪蹄,在屋顶悬挂了若干天后,被哥哥悄悄送了别人。
母亲身体虚弱、几无食欲,每天被我们哄着坐到桌前,挣扎着吃了几口饭菜,然后索然无味地下去了。偶尔看到她吃半碗米饭,我们都高兴半天。
闲暇时刻,我喜欢一个人爬到五楼的屋顶洗衣裳。干净的衣裳在阳光下迎风招展,似乎在宣告生活的某种希望,让人安慰许多。眺望被高楼挤压得扁扁的远山,想起远在大洋彼岸的闺女和先生,恍如隔世——就在两周前,我还在美国的家后院修剪迎春花的枝子,参加邻镇的反家暴义工培训,每周五去图书馆上英语课,生活井然有序。如今却与先生和女儿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生生被困在家乡这座小城,归期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