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先生在口述的过程中也时刻保留着治学者的敏感度，比如在谈到“四公子”现象时，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四公子’，第一次是战国四公子，春申君、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第二次是明末清初，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方以智；第三次是清末民初。很奇怪，都是王朝要垮的时候，有所谓‘四公子’之号出现”。卞先生这话，不知治史者有没有比较圆满的解释。当然，在吴保初这清末四公子之后，民国期间也有张伯驹、袁寒云等所谓“民国四公子”出现，算是一个不太能压得住的句号，毕竟民国四人各方面都比不上前朝了。
该书中谈校对的一段文字对我触动最大，毕竟，现在的有些图书质量是让人不满意的。王寿彭代范文澜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王校的方法，我不知道之前和现在是否有出版社在采用，但是听说好多出版社取消专门校对，推行编校合一的制度，是否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清楚，但至少应该说重视校对的程度应该是今不如昔了。
该书中谈校对的一段文字对我触动最大，毕竟，现在的有些图书质量是让人不满意的。王寿彭代范文澜校《文心雕龙注》。“他是怎么校的呢，是用两个纸条，一个纸条盖在书上，另一个纸条盖在校样上，各抠一个洞，只看到两个字。逐字对校，这是最好的校法，否则一眼就漏过去了。校勘，愈是熟悉书的内容的人，愈校不出来。我听任继愈先生讲过一个故事：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要人缮写奏折，找的人是字写得好，但文章不通。什么道理呢？文章不通的人，照字写字，不会出错，同时也不会泄露秘密。任先生主持校大藏经，主张不用找水平很高的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王校的方法，我不知道之前和现在是否有出版社在采用，但是听说好多出版社取消专门校对，推行编校合一的制度，是否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不清楚，但至少应该说重视校对的程度应该是今不如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