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高教一司、高教二司、高教三司、科技司、研究生司、教材办公司6个司局单位都由我领导，我负责的范围相当于教育部的“半壁河山”。那时候教育部党组11个成员中，只有我是从大学去的，也只有我熟悉高等教育的情况。
会议背景和筹备工作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尽管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遵循的还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当时各省市和大学还是由革命委员会领导，提出的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教育战线上的“两个估计”也没有被推翻，这“两个估计”把我们这些在学校的知识分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是“臭老九”，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对象，当时就处于这种情况。
那时，邓小平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被打倒的对象，直到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他决心从科学和教育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四个现代化”，让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拨乱反正从哪里入手呢？他打算召开一个会议，征求专家们的意见。后来在会上他也说了：“请你们参加这次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怎样才能搞得更好更快些，教育怎样才能适应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要求、适应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