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一下乡就坐在草坡看羊,看羊群结构、看吃草。生产队羊群有土种公羊,也有良种公羊。我看羊吃草,土种羊边走边吃,良种羊吃一片走一片,良种公羊基本都是乏羊,优势不大,我就想如果这样下去,改良会失败。我就找专家探讨,专家说把土种羊去掉,改良羊占到70%~80%,吃草结构就会不一样。我问专家如何能把土种羊去掉,专家说这得下决心建议把土种羊去掉,推广新技术,搞人口授精。1968年整个冬天,我就计划搞人工授精,在8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设2个人工配种站,共搞16个人工配种站。那时交通不便,我就把器材背到配种站,一个人工配种站需要三十三件器材,其中220倍显微镜就需要16台,一冬天我就把器材都弄过去。1969年,我和同志们商量说“咱们把全乡的土种羊骟了,一群羊只留两个试精公羊,把输精管切断。输精管切断只能试精不能配种。
”我们开现场会,教了技术。当时乡里兽医就说:“老武你的责任就大了,这样一搞将来犯错误得坐牢!”我想了一下和同志们说:“既然搞工作,如果不担当,工作就没法做,现在和乡里说了肯定不让搞,这就阻挠咋们的改良发展,如果出事,这个责任我承担,坐牢我也不怕,既然干事业,就得承担责任”。全乡50群羊,骟了250多个土种公羊。过了几天乡里领导知道了,找我说:“你咋这么胆大,真有杀牛胆子!”我说不怕,我有计算了。把土种羊骟了,乡里也增加了压力。乡里的书记说:“你这样搞,我的乌纱帽也得丢!”我说“你怕丢乌纱帽,我怕成了历史罪人,咋们搞人工授精,我把器材都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