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新的办法。当时有个和我一块下乡的畜牧局的干部叫秦玉,我就和他说:“农民养畜怕病,兽医为挣钱盼病,国家要求防病,制度就束缚了!”秦玉就鼓励说给中央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写封信。半个月后答复信就到了,信里刘少奇主席亲自批的“希望解放生产力,希望改变生产关系,希望解决基层兽医制度管理,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发展。”乡里的领导看完后让我提改革方案,我提出了搞综合办站,在制度上实行“三包六免费,只收服务费”(包防疫、包治疗、包劁骟,免出诊费、挂号费、检查费、针灸费、注射费、灌药费,大畜收一元服务费,羊收五角服务费,用来解决兽医的生活问题)。由于人员不够,又从2人增加8人,后来最终定给我按中专毕业生一月37元,学徒30元,其他6个人员每人25元,这样兽医综合站就定下来了,搞综合服务。1964年,刘少奇被打倒,有老百姓说我听的是刘少奇的“黑指示”,造反派将刘少奇的回信批复撕了,将我也弄成刘少奇“黑子弟”,开始批斗我…
…这其中有个好处是激发老百姓的认识,老百姓说过去我们养羊全身的毛都卖不了1元,现在我们通过家畜改良羊头上的毛都能卖一元,他收1元也不多。从这里老百姓就认识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搞综合办站的好处。老百姓从中就对比出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我深有体会到什么叫对不对,人民说了算,党与人民血肉连心。此后一有批斗,老百姓追来,说牲口病了,就得我去看病。去了后,老百姓就说:“哪有病了,怕你吃了亏了,就这住的哇”。我躲过了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