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文件往来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共和国”的名称，但日本只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国”字样。
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计34次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中国爱国志士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诗人闻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1941年，“东亚问题调查会”编辑、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传》、北平支那研究会编的《支那官绅录》、东京泰山房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辞典》及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的《支那现代人名鉴》，介绍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方面领导人、民主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6年，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于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日语：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通令全国官民，媒体、教科书、公文、公务员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对中华民国统治之下的国民称呼全面改以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反映1920年代台湾人民族运动的转化过程中台湾人民因诸多历史结构因素(包括日本以“台湾人”称台湾岛民以区隔开中国大陆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词成为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用作分析台湾与中国不同的语汇。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后，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把蒋中正、蒋经国等称为“从中国大陆败逃来台湾的支那人”，认为支那人外来政权是“能抢就抢，集中台湾人的财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彻底破坏台湾人的奉公精神。”学者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即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