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考试作弊的危害，古今中外都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中国古代历来将考试作弊视为危及皇权专政的重大罪行，历代封建王朝对科举考试中作弊考生的处罚也都近乎绝情，每年都有因乡试、州考作弊而被流放和投牢的考生，倘在殿试时作弊，因涉嫌“欺君大罪”，很有可能掉脑袋和株连九族。2004年5月7日，美国执法部门逮捕了58名在托福考试中作弊的外国留学生，这些考生受到阴谋欺诈的指控；印度《反舞弊法》规定，考试作弊，将被罚款500卢比或6个月监禁。
反观我国当今高考，尽管考前一些学校都会对考生进行诚信教育、签订诚信承诺书，使用金属探测仪、身份证识别仪、指纹识别仪等高科技手段，然而，替考者却玩起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把戏，使得“史上最严高考”屡受挑战。究其原因，还是我国刑法有关考试舞弊罪依然空白。比如对替考考生，惩处的依据仅限于类似《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因为刑法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可供适用，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了尴尬，对那些组织替考者，检察机关也只能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
由此可见，当教育部再次疾言厉色地向社会就今年江西“替考事件”表明“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鲜明立场和坚决态度时，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和滑稽可笑。试想，教育主管部门具有组织和管理高考的责任，发生舞弊事件，本身就应该作为调查对象，可是现在由教育部门自己组织调查而非司法机关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不是很荒唐吗？因此，在教育部门和司法部门“两张皮”的现实语境下，你将“史上最严高考”喊得震天价响只能“徒增笑耳”，故而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出台考试法，使之有法可依。否则，年复一年的所谓“史上最严高考”这出戏非砸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