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也许是重要的一点是，1964-1965年在民权、选举权和移民法中正式规定，种族属性不再是国民身份的组成部分，反而使得亚民族身份合法再现。过去，种族属性是界定国民身份的关键因素时，非白人和非北欧人要对此提出挑战，就只有采取“非美利坚”方式。那时，外来移民和黑人等要使自己成为美国人，就不得不“成为白人那样的人”和“遵奉盎格鲁文化”。当种族属性不再成为问题、文化的地位被贬低以后，界定美国社会的因素大体上只有信念了，这就为少数种族确立自己的身份开辟了道路。
解构主义运动在政界和知识界引起了不少争议。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评论家认为得胜的一方是解构主义者。1992年，亚瑟·施莱辛格说：“作为对盎格鲁中心论的抗议而崛起的种族意识，现在已成为崇拜对象，有可能形成一场反对那种认为美国是‘一个民族’、‘一种共同文化’的理论的反革命。”1997年，哈佛的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泽宣称：“如今我们都是多文化主义者了。”可是反对这场反革命的力量迅速行动起来，有力地维护较传统的美国特性理念。政府官员和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法官，曾经支持过种族区分的做法，但在20世纪90年代已开始缓和甚至扭转他们的观点。出现了一些由企业家牵头的运动，要求通过公民投票取消那种照顾少数群体的“赞助行动”和取消双语教育。那种想要改写美国历史和教学大纲的企图，也受到了组织起来的学者们和教师们的反对。
“9·11”事件使“美国是一个民族、有着共同文化”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受到有力促进。然而，解构战并未终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应该人权利平等，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信念？抑或相反，只不过是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群体的联合体，大家能凑在一起，是因为希望从健壮的经济和听话的政府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好处？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这场“解构战”关系到对“美国信念”语言和核心文化的重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