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改写矛头直指周恩来的影射文章《再捣孔家店》？
1974年 5月，为配合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需要，写作组头头朱永嘉下令将“石一歌”撰写的《鲁迅传》中矛头直指周恩来的一章：《再捣孔家店》提前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后来新上海市委驻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清查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说：此文“由原系鲁迅组成员、后调写作组文艺组的余秋雨同志作了大改。”余秋雨最怕此类组织清查结论的“泄密”和“扩散”，抵死不会认账。
第八个难言之隐——
他写的左文《走出“彼得堡”》究竟有没有得到张春桥的赏识？
1975年 3月，余秋雨以“任犊”笔名在《朝霞》月刊上发表《走出“彼得堡”》左文，大力鼓吹把文艺工作者赶出大城市，上山下乡与工农兵相结合，“给了当时文化界人士当头一捧。朱永嘉写信给张春桥推荐余秋雨改写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张春桥立即回信谈了他的读后感。命《人民日报》于 4月 6日转载了此文。这是直接获得四人帮“首长”赏识的第一篇余秋雨左文，自然也属于余秋雨个人的“最高机密”。
第九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指导别人修改评水浒文章攻击邓小平不够接班资格？
1975年夏，写作组二号头头王知常称赞余秋雨为写作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对余秋雨而言，确实是实至名归。1975年 9月，一位青年工人写了篇宋江屏晁盖于 108将之外的评《水浒》文章。余秋雨看过初稿后敏感地提出修改意见说：“灵牌问题要做足”，强调“灵牌”即继承权问题，欲借“灵牌”问题攻击邓小平不够接班资格，以便为张春桥抢班夺权觊觎总理一职制造舆论。这又是余秋雨最怕见光的新上海市委驻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清查工作组所作《清查报告》的内容。余秋雨对它的“泄密”和“扩散”怕得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