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加入四人帮直控的“石一歌”即“鲁迅传编写组”？
此事乃余秋雨“严防死守”之头等个人机密。他一口咬定当时自己去复旦大学加入的，是周恩来布置成立的“高校鲁迅教材联合编写组”，而不是四人帮直控的上海“专题写作组”文艺组下属的“石一歌”小组，即“鲁迅传编写组”，一再强调他从未失足于四人帮。但据“石一歌”组长陈孝全披露，该小组正式成立之前，余秋雨还主动建议将该小组集体笔名“石一歌”的谐音“十一个”，改为更具文革战斗色彩的“石一戈”呢！若道口说无凭，现在物证也“出土”了。“致仕”后多年致力于“余学”的全国惟一真正“批余专业户”吴拯修先生从上海古玩市场上得到一张贴有余秋雨照片的 00480号“复旦大学图书馆阅览证”，其“系别”一栏填写的，赫然就是以“石一歌”为集体笔名的“鲁迅传编写组”！老余啊老余，看你还往哪里逃？
第四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自“石一歌”上调至康平路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
1972年底，余秋雨正式分配留校做教师，但因借调在设于复旦大学的“石一歌”小组，并未回校上班。1973年 5月，上海市委写作组一号头头朱永嘉将余秋雨从“石一歌”上调至康平路 141号写作组本部，派他为姚文元修改其旧著《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准备资料。于是年轻有为的余秋雨领到了上海市革委会颁发的写作组工作证。此后他曾一度任文艺组党小组长，负责联系“石一歌”小组。至1976年 1月，余秋雨在写作组文艺组工作两年半以上，除自己撰写大批判文章以外，还担负着为写作组改稿、统稿的重任。他的文革主要问题不出自“石一歌”小组，而是出在文艺组。此乃余秋雨讳莫如深的绝密“隐私”，他自己从不触及。有人提及则坚决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