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以“黑线复辟”的诬陷罪名迫害过上戏普通教师？
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作为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组骨干的余秋雨，经常到上海各高校作辅导报告，听说母校上戏有一位老师为帮助表演系学生练习口语、纠正读音，编了个顺口溜“一道黑两道黑”，认为他不说“一道红两道红”乃黑线复辟，便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校战线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言说：“我回了一趟戏剧学院，发现资产阶级势力在张牙舞爪。”在余秋雨的诬陷煽动之下，上戏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使那位普通教师“倒了大霉”。余秋雨一直表白他文革中从未害过人，因而此事他决不会承认。
第六个难言之隐——
他究竟有没有被上戏工宣队指定为教师中惟一的院党委委员？
余秋雨从来不说他是文革前夕入党的学生党员，更不提工宣队曾指定他为教师中惟一的院党委委员。1974年春，写作组控制的文艺月刊《朝霞》与上海造反派“工总司”发生矛盾。余秋雨奉朱永嘉之命，以市委写作组文艺组大员的身份帮助该刊摆平此事，并临时接管该刊。他在《朝霞》编辑部举办创作学习班，培训工农兵作者，每次均坐朱永嘉的黑色轿车前往，历时三个多月。然后积极组织学员撰写讴歌“文革”的文学作品。鉴于余秋雨的极左表现，上海戏剧学院工宣队“指定他为院党委委员，还准备提拔他为院党委副书记”。这种因极左表现而高升的“光彩事儿”，现在的余秋雨是绝口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