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当斯大林依靠个人强权对官僚集团的管制作用消失以后，官僚利益集团迅速形成并膨胀开来，仅仅三四十年的功夫就完全消解了共产党的合法性基础，以至于当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的时候在党内都没有一个支部提出抗议，以利加乔夫为首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保留旧体制，但在民众的反对下很快就失败了。斯大林体制一再声称自己创造了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级的民主，但就其实际表现来说，它只不过存续了70年，仅相当于明清两朝的四分之一，其制度的稳定性连君主集权体制都不如。
从欧美主要国家确立民主制度以来的两三百年历史来看，它的确为社会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建立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机制，避免了社会的暴烈变革，得到了这些国家大多数民众的广泛拥护。尽管它也谈不上完美无缺，但还看不出有更好的能取代它的制度的苗头。君主集权体制不能避免“周期律”，等而下之的斯大林体制就更不行了。
就中国当下来说，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化、复杂化，不同的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尽管它们的组织化程度还有天壤之别。构建一个能够使它们之间有序地谈判、协商的制度平台当是中国以后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如何使中华民族避免“周期律”、避免亡国灭种命运的头等大事，于此我们应该从哪里得到实践经验的借鉴已不言自明。
层级结构的形成已经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唯一阻力就是从斯大林体制中残留下来的专政思维、镇压思维，它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尚不能容忍，谈何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协商呢。前不久苏铁山在涵芬楼声讨袁腾飞的讲话就是典型一例，他认为袁腾飞的言论自由是“反革命”，“应镇压”，“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苏铁山是老红军后代出身，在体制内也有一定的地位，不能排除他还是想维护毛泽东声誉、保护下层民众利益的，但问题在于，当前形势下专政、镇压思维只能进一步强化官僚集团的权力，进而也就强化了对下层民众甚至还包括一部分中小资本的剥夺，与他的主观愿望恰恰背道而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