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君主集权体制最早发展起来、同时也是最完备的国家，上述演变过程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王朝里都上演过。大多数开国皇帝都比较勤政，鉴于上一个王朝覆灭的教训大都能实行一些对下层民众比较有利的政策。但这种利益倾斜是皇帝作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恩赐给下层民众的，下层民众本身并没有任何主动性。当老皇帝故去、深宫内院长大的新一代君主登基后，他并不知道底层的疾苦，往往开始骄奢淫逸，于是上行下效，腐败之风也就不可避免的蔓延开来。有所区别的不是这个过程，只是在不同王朝演化的速度会有所不同而已。当开国皇帝订下的“祖训”能得到较好执行，朝廷内部监察机制运行良好时，王朝存在的时间就会长一些，反之则短。
明清是中国君主集权体制最完备的时期，尽管两个王朝的皇帝们有迨政和勤政之分，但依靠完备的监察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制衡机制，依然能够保持政权近300之久。但这种制度由于缺少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它并不能完成使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任务。“周期律”的每一次发作都使文明严重倒退，人口大量死亡，经济崩溃，如果说出在农业时代的中国还能够经受这种折腾的话，处在文明高速发展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则根本无法承受，再加上各国之间密切的联系，“周期律”的再次发作很可能导致中华民族在地球上消失。
但现实的看，“周期律”并未离我们远去，这朵乌云又开始在共和国的上空慢慢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高度集中化的体制，并从党内延伸到政府。从权力的集中程度来说它甚至超过了君主制，譬如秦汉以后中国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台谏制度，它分为监察和谏官两个系统。谏官在唐朝以前有封驳权，即只要认为皇帝的诏令有误，是可以驳回的。尽管唐以后谏官的作用日渐式微，但监察系统的独立性以及影响力都加强了。这套系统独立于地方政府和中央各部，直接归皇帝领导掌握，它对于防止各级政府官员的腐败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作为对比，列宁虽然提出过将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平行于党委会的设想，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探索，但它不能与在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化的体制相容，纪律检查委员会还要同时接受同级党委会的领导。如此一来，独立性的缺失使它的监察效果大打折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