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复杂的，这种复杂尤其是面对着我们这些被学科武装起来的所谓学者，就更加隐秘。问题是，我们这些有了一些学科知识的所谓学者却又自信，以为可以将农村分割开来进行研究与表述，而缺少对这种研究与表述的反省。农村本身的完整结构和内在逻辑，被我们这些学者分割开来，纳入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在这个分析框架中，农村本身被切割为诸多碎片，自己不再能够说话，而我们接受了足够多已有的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左派的、右派的话语和理念的学者，就可以从无灵魂的农村材料中任意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我们因此可以用这些材料论证我们愿意讨论的任何东西。农村调查资料成了理念的装饰品，实证研究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手法。
学者若只是做做学问，其虚假的、存在问题的农村实证研究的危害还不会太大。更大的危害是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可能会误导政策（及误导社会）。那些制定农村政策的政府官员，也往往以为自己曾有过农村工作经验（挂职当过三年副市长），在农村呆过（当过知青），或就是农村出生的，而格外自信
自己对农村的了解，也因此格外相信制定的政策合于农村实际。这真是天大的误解。不说农村本身的区域性差异，就是一个深入调查过的农村，也会有着多种面相，没有对农村多种面相的全方位了解，不将农村作为一个逻辑整体来把握，那些影响农村政策制定的学者，更不用说那些自以为是的农村政策官员，就会犯下大错。李昌平不久前与我谈到北京影响政策的学者及制定农村政策的官员，很有些担忧他们对农村的不了解，焦虑于他们制定农村政策时的想当然。李昌平有过长期农村工作的经验，近年又在上面跑过，应该说他的担忧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