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春节前，李银河博士宣布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显然，李博士的言论自由受到了侵害，这是严重的事件。不少论者感慨民众的“愚蠢”、“愚昧”，“不宽容”，似乎是那些因李银河言论而引起的道德舆论剥夺了李的言论自由。事情果真如此吗？
在李银河闭嘴事件中，前后出现了四个主角。第一个主角当然是李银河本人，她公开发表了一些为较为少见的性行为辩护的言论。这些言论引发了部分民众的强烈反响，表现为媒体上的讨论与网络上的口水战，他们构成了本次事件的第二主角。
这两个主角一直在场面上活动，但其实说不上针锋相对，因为，在报刊与网络论坛相对正规的评论中，支持李的言论似乎还要多于反对李的言论。当然，在网络论坛上确有很多人在进行辱骂式的批评，但归根到底，这些言论没有能力让李博士改变立场。相反，李博士愈战愈勇。
看来，把李博士闭嘴归咎于舆论或民意，其实是在某种习惯性偏见支配下本能的解释。此种习惯性偏见，至少发源于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一书中，他最为憎恨的是所谓“多数的暴虐”或者“习俗的专制”，他断言:“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这种观念影响甚广，并被近代中国启蒙思想人物接受、传播。
但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偏见。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天生就是密尔的信徒，尤其是在中国，始终缺乏有现实感、又比较理性的保守主义，这导致了受过教育的人士，对于习俗，持一种不假思索的批判态度，以先锋者的言论自由否定舆论批评者的言论自由。相对于所谓“多数的暴虐”，那这就是少数的特权。一个人当然可以追求个性之解放，对此，任何人不得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阻止。但反过来，追求解放者也无权禁止他的同胞对他的行为说三道四，这也同样是一种言论的自由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