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人口自身的变化规律是一个比较数学化的问题，一般人难以把握。改革开放之初对科学的崇尚蔚然成风，某些理工背景的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对人口变量的内在关系进行描述和估算令人耳目一新。但模型自身的严谨并不等同于其假设的合理和推断的正确。仔细阅读当年的重要文章就发现，这些模型的假设之离谱，推断之草率令人难以置信。更重要的是，决定人口政策方向的应该是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到底如何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其结论的不确定性远超过自然科学中的定律，不是一些未受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也没有经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理工背景的学者所能把握的。然而，这些学者在本领域的成就和他们使用方法的数学化和计算机化却给他们的极端的结论罩上了一层科学的光环。
第三，人口政策的后果有着至少几十年的滞后性，严厉化计划生育最初的几十年里恰恰又是中国经济因为改革开放而蒸蒸日上的时期，所以人们很自然会把经济上的成就部分归功于生育限制政策的实施，虽然其贡献现在从规范性的实证研究来看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对政策效果进行客观的评判需要非常规范的学术研究，但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作用非常有限。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可能在客观上压缩了不同观点的讨论空间；二是学术界内部缺乏有效机制让不同的独立研究成为决策的科学依据；三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相对落后，尤其在早期缺乏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