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高官大都喜欢把美国高校作为子女学习的首选地，这种现象不单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朝鲜也不例外。例如，朝鲜伟大领袖金正恩同志和其妹金汝贞在1996年至2001年，分别化名为“朴银”及“郑顺”一同假扮为朝鲜驻瑞士大使馆职员的孩子，曾就读于瑞士伯尔尼的一间国际学校。
高官把子女送往美国学习的事件并不孤立，人除了有选择教育的权利，也有个人有跨境迁徙的权利，领导干部家属也不例外，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裸官现象。据人民网2014-4-16《“裸官”现象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一文指出，近30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算起来人均卷走约1亿元人民币。这个数据来源于2009年12月10日人民网《让“裸官”裸露于阳光下》一文，是商务部2004年公布的数据。实际数据当然大得多，据外媒报导中央组织部调查，几年来高干家属，高干子弟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门在内一共108万人，移民出去的高干子弟家属生活奢侈，用现金买房、买豪宅、买跑车根本不用贷款。由此看出，人民网的数据还是有些不老实，忽悠的成份多。
从高官为子女选择到美国学习，到自己和子女选择美国等西方国家国籍，都是很私人的事情，毕竟，选择什么地方受教育，选择什么国家来生活是人很正当的权利，无可厚非。但一旦成为某种特定人群的共同选择，把个体上升到了共体，就开始呈现出规律性，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很有必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