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个性强烈的女权者看来，男性对女性的任何“家暴”，都是不可饶恕的。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曾撰文称，遭遇了家暴就应该报警，“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离开这个家，远离施暴的另一半”。她还质问，为何中国在在亲密的人之间，非要闹出了人命，才能看到法律的身影？让挨了打的萧红去报警，无疑不大现实，但如果像《黄金时代》里那样，萧军承认打人，萧红还为他辩解“你们别听他的，他不是故意打的……”，估计会把女权者气个半死。
不过奇怪的是，“暴君”萧军却并非与伴侣不能和平相处。1938年，30岁的萧军来到兰州，对18岁的少女王德芬一见钟情，没几天就约对方出去“散步”，一个月后就订婚，此后从兰州到西安，从西安辗转成都，然后又从重庆赴延安，又先后到张家口、齐齐哈尔、哈尔滨和佳木斯等地，后又来到沈阳、抚顺，最后定居北京，一共生了八个孩子，虽然中间也有过萧军的婚外绯闻，文革中身陷囹圄的萧军冒着生命危险传信给孩子们，信中对王德芬充满温情。
而萧红的反应也让人奇怪。萧红绝非传统的温良贤淑型女性，那么，如果她被暴打脸、眼，为何没激烈反抗，甚至还主动为萧军掩饰呢？或许，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萧红对萧军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但看她更多的行为表现，似又不那么吻合。葛浩文甚至说，萧红是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可她后来嫁给温和的端木，却在弥留之际说“如果三郎知道，一定会来救我的”。她何以会对萧军有这样的感情？显然，用幼稚、任性解释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