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912年1月，云南光复后，蔡锷重申同盟会革命纲领，实行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整顿财政，实行减薪。据周钟岳《惺庵回忆录》记载，蔡锷曾经特地向他打听过，一般人家日餐所耗多少金，周钟岳如实回答后，蔡锷便下令裁减薪金，并要求军需官将他的餐费支出跟一般人家定为一个标准。为此，他还特地致电省内各地军政长官：“吾滇自反正以来，整理内治，扩张军备，经费骤减，入不敷出，深恐财政支绌不足以促政治之进，则惟有约我同行，酌减薪俸，以期略纾民困，渐裕饷源。”遵照蔡锷指示，军都督府制订了具体的减薪方案，将都督府原定的十一级官俸依次减去八成、七成、六成、五成、三成，士兵饷银照旧额发放。此次减薪的原则是自上至下，职务越高，减薪的幅度越大，其中减薪幅度最大的是都督蔡锷，由原来的白银600两减至120两。减薪后，蔡锷的薪金与副都督的领取同样多。
同年6月，蔡锷再次发布减薪令，明确指出，本省公务人员薪俸前已“减成发给，最多的不过百二十元（两），现今国事多艰，再加裁减，凡军政学警各界，除分认爱国公债外，其原薪六十元在上者，均减为六十元，以下递减，惟目兵暂仍其旧”。这两次减薪后，上等正都督蔡锷的薪俸从每月600两(元)减到每月60元，仅为原来薪俸的十分之一，只相当于中等副都督（营长）的薪俸。
蔡锷在《劝捐军资文》中曾经深有感触地写道：“分王阳之黄金，则军皆挟纩；效公孙之布被，则士尽兴廉。”因此，两次减薪，蔡锷都像上战场一般，身先士卒，革命先革到自己头上，这样一来，其他人自然无话可说，削俸减薪进行顺利，增收节支颇见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