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最后一刻里，坚决不选择带煤气的租房自杀就是一种彻底的“想不通”。
跳楼自杀是城市居民的通用方式。城市高楼大厦遍地都是，便利得很，纵身一跳，一了百了。然而，这种自杀首先要登高，也就是说杨元元在自杀之前先要爬上楼顶，选好纵身点，还要事先观察从地面到楼顶这个距离的空间里是否有障碍物。在这个观察的过程里，自杀者就难免在无意间接受了登高远眺。楼顶之上，全城鸟瞰。人，到了上面，心胸就会开放，视野就会开阔。杨元元怕是无法接受这种有似高瞻远瞩的楼顶之站。如果她敢于高瞻远瞩，或者是愿意接受，杨元元早就审时度势了没有生产只有消费的杨家，早就放弃了继续读书深造，就会为她杨家勾勒了一个崭新的应对生存的方案。正是因为不敢或不愿，杨元元才会走上自杀之路。不敢面对站在楼顶那刻里的极目远眺的杨元元，岂会舍近求远去跳楼呢？
杨家不是没有机会过上好日子的，也不是不曾有过。杨元元本科毕业后的七年，就是杨家曾经的好日子。弟弟一人攻博，母女俩劳动取酬以供养攻博及维持家庭，何乐而不为呢？多么美好的一个家庭，多么美好的一段时光。杨家所以悲剧到这个地步，杨家姐弟的好高骛远难辞其咎。两个本科毕业的生产力，因为对自己家庭审时度势的严重缺陷或错误而成了两个奢侈的消费力，这么一个穷窘到捉襟见肘的家庭又何堪其重？杨元元又岂能不死？
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自缢而不选择别的同样有效的自杀方式，其中的玄机亦如一个人为什么要选择绝望地自杀而不选择微笑地生存。杨元元的死，其实早已是必然的悲剧。2009年11月26日只是承受这个悲剧的记忆载体，不是这个悲剧发生的不幸一刻。上海海事大学的管理制度只是这个悲剧的昭示楔子，不是这个悲剧的内部构件。死，已经是已然的事实。也已是惨然的悲剧。在生命最后时刻，因为学校在管理制度上的不让步，杨元元竟然五日五夜不合眼，学校对此竟然熟视无睹，没能给予足够的过问与重视。上海海事大学在培养学生心里素质上，明显存在严重的机制缺陷和严重的教育失职，在学生管理机制上也同样存在很严重的失职。一个人五天五夜不睡觉，换谁，谁都会胡思乱想。而自杀，大多时候都是人在胡思乱想时最容易作出的错误选择。杨元元的死亡，自然又为社会心理学科提供了又一个典型的标本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