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就在电视上提出，执政党，为了执政党自己的长期能够执政，长治久安，要「还权于民」。还权的目的是还财富，是让民有创富的机会，有消费的潜力，这样拉动内需才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二零零八年，外有金融危机冲击，内有奥运形成的民族自信，我一直认为如果适时推出政治体制改革，那真是「见好就改」，但可惜这个机会丧失了。
你觉得对这样的危机有共识吗？「见好就改」的难度在哪里呢？
许多高官同意我的观点。我不认为他们不愿意改，但难度在既得利益。既得利益变大了，大到了改革难度非常大。现在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一个历史使命在这里号召了，人们绝大多数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
你让谁去牺牲自己的利益呢？谁又愿意牺牲自己的利益呢？权力衍生，蜕变成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又变得非常庞大，已经庞大到了互相绑架的地步，就算有共识，也没有用。我们在走向集体自杀。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自杀，但是那是下一代自杀，我先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明知道大家一块把这个航船开成泰坦尼克号，要沉下去，但凭什么我要做先牺牲的那一个？这就是人性。
而且这种既得利益是全民性质的。在我小时候，人们参加共产党，绝大多数都是为一种理想，现在年轻人参加共产党，你问他为了什么？为了利益。这变成了全民的价值取向。全民的，大家都要走向民主，和全民的，大家都要挤入既得利益集团，这双重选择并存，追逐利益是符合人性的，这时候往往是个人追求利益压倒整体的民主选择。这种很深层次的、在人性深处的矛盾，纠结而成了制度层面的难解的局面。这个冲突，不仅表现为社会大众和既得利益者的冲突，而且表现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