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和提高，到了清代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对联艺术已经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对联创作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形式之新，为前代罕见，并且妙手辈出，佳作纷呈，联话与对联的别集、选集也渐有问世。这一时期的对联，不仅继承了历代诗词的优美格调，还吸收了散文等的风格。孙髯翁所撰昆明大观楼联开创了长联的历史先河，此联曾被誉为“古今第一长联”，而钟云舫的“拟题江津临江楼联”多达1612字，为迄今为止的长联之最。梁章钜编著的《楹联续话》、《楹联三话》、《巧对录》等著作，不仅保存了历代对联资料，还完善了对联的分类体系，更把联话这种文体形式推向了新的高潮，为后世对联研究积累了可贵的历史资料。康熙、雍正、乾隆三个帝王都酷爱对联，而且都是撰联的好手，这影响了整个朝野，正是他们的热衷推动了全国对联的大普及、大提高。
乾隆皇帝的对联，京城内外随处可见，《中国对联集成·北京卷》选入其作品1061副，包括名胜类（928副）、纪庆类、题赠类、行业类、文学类，其数量、质量，以及题写的范围、涉及的内容，都为他人所不及。
妙用数字气势磅礴
较多地使用数字的修辞方式，是诗词对联创作的一大特色。著名散文家秦牧在《文艺市北·数字与诗》里，列举了柳宗元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陆游的“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等数字入诗的例子后说，“数字在这些场合起到了一种奇特的作用。它使描写的事物高度形象化，明确清晰起来……这些充满数字的诗的艺术力量，如果寻根究底分析一下，正是‘高度形象化’、‘具体事物具体处理’、‘非常之使用非常之笔’所产生的艺术力量”。诗是如此，作为“诗中之诗”的对联更是如此。乾隆皇帝就巧妙地运用数字，其艺术效果可见一斑。例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