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克里玛说，“我写作是为了保留对于一种现实的记忆，它似乎无可挽回地跌入一种欺骗性和强迫的遗忘当中。”(《布拉格精神》第40页)这里说的“强迫的遗忘”，就是极权社会为了自己的苟延残喘而篡改历史，特别是自己的罪恶历史、自己给国家、人民以及整个人类造成的灾难史。克里玛引用了昆德拉《笑忘录》里的一段话：“一个民族毁灭于当他们的记忆丧失时，他们的书籍、学问和历史被毁掉，接着有人另外写出不同的书，给出不同样式的学问和杜撰一种不同的历史。”（《
布拉格精神》第40页）昆德拉还指出：一个遗忘的总统将引导一个民族走向死亡。克里玛之所以把捍卫记忆提高到捍卫生命的高度，是因为在克里玛看来：“如果我们失去记忆，我们将失去我们自己。没有记忆我们将不再是人类成员。”（《布拉格精神》，第41页）
在克里玛看来，记忆是一种责任，保留记忆的写作也是一种责任，这是“对于如果我们不想在真空中丧失便不能遗忘的那些东西的责任。”人要是失去记忆，就会失去时间，失去意义，陷入虚无，这样的危险威胁着人类，也威胁着文学和艺术。
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威胁，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时代文化昌盛、艺术繁荣，你看，统计材料在反复说：我们的电视节目的数量、电邮的数量、图书的数量、期刊的数量每年都在成倍增长。可是在这繁荣的假象下面是一个尖锐的事实：我们时代的文化泡沫正是杀死我们的记忆的帮凶！正如克里玛说的：“每隔几秒钟就有一本新书问世，它们中的大多数将是使得我们失去听觉的那种欺骗的一部分。这种书籍甚至变成遗忘的工具。”（《布拉格精神》第42页）这不是真正的文学，这是伪文学，是后极权社会天鹅绒监狱中的装饰品，它用华丽和数量引诱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处境：这是一个监狱，尽管装饰了美丽柔软的天鹅绒！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文学必然是、也只能是一种尖叫，一种警醒，冷水浇背式的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