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玛
在捷克作家克里玛的《文学与记忆》中，这位在极权体制下受尽磨难但仍然坚持通过写作反抗死亡的作家回忆道：他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大部分时期，当他周围的同时代人，他的父母、祖父母等都死去时，他侥幸存活下来。这时时候，他说他“被一种类似赋予一种责任和使命的情感所压倒：去变成他们的声音，他们抗议将他们的生命从这个世界上抹去的那种死亡的叫喊。几乎正是这种情感促使我去写作
。”（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崔卫苹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这是一种使命感，一种不可遏制的写作冲动，促使他去创造故事，去寻找最好的叙事方式，把不应该忘记的历史记录下来。在克里玛看来，这是和死亡的斗争：
“在不自由的时期，每当我们被流言所轰炸，每一件真实的事情、每一件旨在提升人自身的事情实际上并不存在和被宣布为虚无和遗忘时，你写作是为了战胜这种毁灭。你写作是为了否定死亡，而它（死亡，引注）采取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形式，其中的每一种都将现实、人类尊严、受难、挑战和说真话在它手中泯灭。”(《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正如阿伦特和哈维尔所反复强调的，极权社会是一个与真理为敌的社会，是通过谎言代替真理的社会，也是一个通过虚假的、伪造的历史替代真正历史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战胜谎言就是战胜死亡，反抗遗忘就是反抗极权因为极权社会的最本质特点还不是物质的匮乏，而是剥夺人的尊严，让人活得不像人。这样的写作是极权和后极权时代的唯一真正的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