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邦宪1907年生，1926年冬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1931年1月，在由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秦邦宪一跃成为中央委员。1931年底，周恩来去了江西“苏区”，留下24岁、实际工作经验少得可怜的秦邦宪在上海支撑危局。不用说，支撑不久。1933年1月，秦邦宪与陈云一起到了江西中央苏区，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移植到了乡村，从此把工作重心放到了农村。 193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还从江西瑞金发出了对顾顺章的“通缉令”。“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后称：“……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这样的通缉令，在中共党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特务大师顾顺章》中，万亚刚说：“到底顾顺章何以致死？有道是‘不遭人忌是庸才’，正因为他不是庸才，而且锋头太健，所以就招来杀身之祸了。
”这样说还太简单。顾顺章固然是“中统”钓到的一条大鱼，但顾顺章所知共产党的机密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之后便耗尽了。豢养顾顺章，始终是一件有风险的事，弄不好就成了养虎遗患。当中统特务们觉得风险和成本大于收益时，当然会把他除掉。 流氓与革命问题的思考 1938年11月28日，住在苏联克拉奇克疗养院的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写了《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章中说了两件事：一是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另一件事，是顾顺章“生活的腐化”，“吸鸦片”、“玩”，还“打老婆”。这几件事其实是连在一起的。顾顺章虽然加入了中共并成为党内要人，但本质上是一个毫无政治信念的流氓。
杨之华认为，从他妻子室内搜出的那封信，说明“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