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让这样的理想主义瞬间幻灭。他们开始淡出政治运动，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玩主”，拿着板砖、菜刀，骑着自行车，狼群般出没于影剧院、溜冰场，过上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群殴、溜门撬锁、“拍婆子”。
这样一种身份定位至关重要：有特权，但是暂时被悬置。一方面，被悬置是暂时的，不同于真正被逐出权力中心的边缘群体。他们的特权意识和实际的特权都被不同程度地保留着;另一方面，他们短暂的一段痞子生涯为他们披上了一丝潇洒乃至叛逆色彩，使他们显得更加与众不同，获得了附加的文化资本。
在这样的成长过程里，他们中的一些人做了艺术家，也成了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崔健是反叛英雄，王朔是反文化英雄，姜文是重新解释英雄主义的英雄。
其中，王朔影响巨大，他的一系列小说让北京城大院子弟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顽主》直接成就了米家山以及后来的冯小刚;《动物凶猛》被姜文拿去拍成了那部经典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京则根据他的《玩的就是心跳》拍出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王朔们以这种叛逆的或者说“非主流”的方式阐释自己的大院子弟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地位。然而，大院子弟的“红色情结”以及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大院子弟优越感是他们怎么也甩不掉的。
所以冯小刚会成为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按他自己的话说是因为要报某个对他很好的领导的恩。他甚至还有可能成为国庆70周年阅兵式总导演。而姜文至今还有扮演最高领袖的愿望要去实现。王朔则在多次的文坛骂战中表现出在皇城根下的优越感。至于崔健，他习惯戴的那顶帽子或许不仅仅是一种摇滚叛逆和政治波普，也有潜意识里面大院子弟红色意识的绵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