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现在这已不是秘密——中国最早听披头士乐队的是林彪的公子林立果。他还曾经在一篇自传体文章中说道：如果有机会去掌握大权，一定让全国人民听摇滚音乐，而不是样板戏。而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正是他的大院小弟崔健。
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大院子弟们比一般人更能领略外面的世界，能接触到内部书籍、电影以及音乐，这是当时的人不敢想象的，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们能引领风骚的原因，因为他们醒得比别人早。
红色情结与优越感
当然，这个清醒的过程也伴随着痛苦与割裂。
作为寄生于大院和大院文化的特殊群体，老一代革命家的后代，大院子弟很早就树立了远大的政治志向，有接班人的抱负。
大院附近或市区某些重点中学常常集中了比较多的大院子弟。一位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这些“贵族”学校里的情况：由于“红色贵族”相对集中，这些中学里的学生对政治的关心达到了狂热程度。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坛风云变化无常，在老师们乃至校长还一头雾水时，学生们已经准确地知道了中央的人事变动和中央领导的各种讲话，我行我素，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北京女作家张聂尔是将门之后，她在小说《将门男女》中记述：身为司令员的父亲柳洞天总要把许多文件带回家给子女看，除了最机密的文件以外，他要让子女和他一起享受军以上干部的待遇，“这是爸爸在政治上培养你们，让你们多懂一点”。
这种滋养，使大院子弟们自命不凡——“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用著名导演陈凯歌的话讲，这些“文革”前大院子弟的心态是这样的：“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