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在税收受到纳税人严格监管的国家，纳税人不会同意政府去资助这些运动项目。固然，运动员夺冠了，为国争光了，纳税人当然会为之感到高兴，会感到欢欣鼓舞，感到自豪。但这是个锦上添花的事，并非必要。税收有比这更重要的用途。显然，用这些钱来改善民生更值得。当人们饿着肚子、物价高涨、房价居高、交通拥堵时，如果人们有选择权，人们当然会优先选择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而不愿意将这些钱用于资助这些运动，其收益无非是沾沾光而已。至于个人或组织愿意资助，那是另一回事。他们可能也有商业上的利益，比如，运动员夺冠成名后，可以有广告收入。资助者可从中得到利益。但风险很大，一是夺冠的风险，二是本身这些运动的影响力不大，不会有太大的广告市场。所以个人或组织资助这些运动，也不常见。
但在纳税人对税收缺乏监管的国家，比如说我国吧，执政者会从本应改善民生的税收中截取一部分用于资助这些运动员拿奖牌。执政者乐意这样做，这样对之有利。一则这样会让执政者在国际社会上有脸面；同时让民众在民生凋敝的情况下产生很大程度的满足感。民生的凋敝主要是由腐败造成的，由“三公”消费之类造成的，那么进一步从税收中截取一部分用于资助运动员拿奖牌，就可以地有效地弥补与对冲民生凋敝引起的不满。
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洋确实应该首先感谢“国家”。毕竟，我们纳税人并不乐意资助她去夺奖牌，是执政者擅自用税收资助她夺得奖牌。于再清说得对。当然，在这里，“国家”的用词并不准确，是一个委婉的说法。确切的说，是要感谢“执政者”。换在过去，就该说“谢皇上恩典。”
2010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