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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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
1951年，新政权才控权两年，文艺界并没有感受到有多大的言论压力，因言治罪的“反右”尚在6年之后；逼人表态的文革也还有15年之遥。老舍先生热情洋溢地表态积极参与对他人的“该打！该打！”的批斗，坦陈“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在社会变革期间的态度做出了明确而积极的选择。在这一年，老舍获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15年之后，他热情讴歌和积极赞美的“群众的力量，义愤”也最终反噬了他，在“该打！该打！”的革命运动中，不堪其辱，自沉湖底。如果从现象上看，不言而喻，老舍先生为自己当初的态度选择买了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可是，仅仅将老舍先生的自杀视为“求仁得仁”，因而嗤之以鼻可能有失简单。老舍先生在新政权开始张牙舞爪时，主动地、积极地厕身其中，并不算人生污点。由于新政权所蛊惑的意识形态，以及对民主、宪政的“口炮”伎俩；而且原来的民国政府所呈现的一片乱象，这些因素的交织足以迷惑到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老舍先生作为一个作家，以感性而非理性来认知社会，对新政权以及新政权的做派做出误判，乃至错误的选择，也算是情有可原。别说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欧美的知识分子中，对前苏联以及本朝持积极好感的也不在少数。像曾经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就曾经热情讴歌过前苏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