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大泽乡的那些已被判死刑的平民在生死关头不敢立即发出怒吼,都是因这两种心理作怪的原因。这就是所说起义艰难性的根源。
更有甚者,起事者中出现告密者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事还没办,官府(领导)已先知道了。这种人就不是什么卑鄙心理了,而是罪恶的内奸。大泽乡起义中有没有内奸,记载里没有说,可现实中群众起事却少不了内奸,这常使一些难巴巴地达成的起事不幸流产。
尽管我们说的“起义”和“找领导理论”,从对抗的等级和方法上来说不是一回事儿,但其实质有同一性。都是下边为了维权而与上边的对抗。但是,有着上面所说的群众心理和其中内奸的罪恶,任何群众动作都是具有艰难性的。
我们常说“群众力量大”。是的,群众的力量是大,但那必须是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之后才大,未组织发动起来之前不仅不大,反而一盘散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分析得出的结论,群众的组织发动是艰难的。所以,即使群众吃了官府的亏,也不要指望群众能自发地团结维权,一些有积极心态、自命是领袖人物的人,也不要期望简单地或稍微出些力气就能组织起群众维权,再加上无时不在的内奸,因此,官府(领导)就经常敢有恃无恐地侵犯群众利益,欺压百姓,与人民作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