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精神遗产，不仅仅是“民主”和“科学”，它还包括一组体现启蒙运动成果的现代价值，如“自由”、“人权”、“法治”、“个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将“人权”和“科学”并列为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在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早在 1915年9月，陈独秀就在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向中国人民疾呼：“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又形象地将民主与科学称之为“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并明确表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五四运动高潮之后，陈独秀专门连续撰写《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阐述五四精神。陈独秀强调五四运动不仅是爱国运动，其特有的精神是“直接的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个要素。五四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评判的态度”，即对于传统的批判精神。
陈独秀主张：“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
为中国青年节。此后，中国人民每年都纪念五四运动；不少学者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