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对中共一大会址的寻访十分重视。从1950年开始找，当时已历经近30年，难度很大。市委宣传部根据市领导的指示，多方设法寻找，把汉奸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释放出来去指认，并找到了当年布置会场的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但她们只确认了“一大”的会址，后来又请当年房子的主人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进一步确认，才终于确定了地址，恢复并做了纪念馆，但那时只是对党内开放，并不对外。但无论是杨淑慧、王会悟，都对“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楚了。50年代，李达夫妇及已脱党的包惠僧、刘仁静等人都在回忆中说，“一大”于暑假期间召开，因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数代表都在学校读书或任教，只有放假才能脱身，国内放暑假的时间又在7月中旬以后。由此，大家倾向于“一大”应该是在7月中旬以后召开的这样的结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步入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各项事业都开创了新局面。以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员邵维正为首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始考证中共“一大”召开的史实。他们查阅了包括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及其家属的回忆，大致肯定了“一大”召开日期是在1921年7月下旬。他们在考证中欣喜地发现，在前苏联于1957年移交来的历史档案中，有两份重要材料说会议于7月23日召开：一是1936年当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的时候，党的“一大”代表陈潭秋同志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上，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以表示对党的诞生的纪念，这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最早的一篇文章。二是1921年秋天工会红色国际驻赤塔特派员的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