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已经知道萧红病逝香港的前前后后，不是只有一个短暂来港的见证人。那时，柳亚子、叶灵凤、萨空了等人过去发表的或多或少有关萧红生病后期和病逝前后的回忆文章等资料，都陆续挖掘出来，他们基本都是当时的目击人。他们谈到那时的情景，却都是如何与端木蕻良和萧红夫妇或与端木一个人接触联系，商议如何救萧红，如何转移萧红，怎么办理萧红后事，怎么埋葬的萧红等等，唯独不曾提到另外还有一个当事人。这些资料显然可以以正视听，对丑化端木蕻良，渲染萧红‘寂寞论’没有任何帮助。可是一些学者对此视而不见，不公布、不宣传、不引用，或者对某某人的东西抽取一二曲解使用。另外一些学者则是拿来主义，大路资料你抄我抄，不怕人云亦云，只在结论处比人家更上一层楼，忙于完成一个成果，他们是在研究萧红吗？连海外的学者为搞清萧红之死等等的真相，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拜访她的丈夫端木蕻良。
何况，当时萧红和端木蕻良一直是在香港地下党强力关怀和营救的视线之内的，这么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也不去搞个清楚，难怪端木先生要说‘耻与魑魅争光’。传闻先于事实，成见代替考证，结论快于研究，这曾经是萧红研究中特别是后期研究的最大弊端。”
本报记者 谢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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