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社会生态之“怪”。
于先生用一句话来说明人们的基本生活状态：“明知不对而为之，明知正确而不为”。无论是高层管理者，研究者还是一般人士，都有不少人过着这样虚假/虚伪/虚构的生活，眼睛看到的，心里想着的，言语表达的和行动做出的，就是不一样。除了利益和权力之外，没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动力”。好恶判断失常，对错标准倒置，好人没有好报，谎言畅通无阻。社会生活的扭曲其实是社会存在与制度设计扭曲的一种折射而已。久而久之，便是良知泯灭与心的死亡。
2.中国社会进入“矛盾非常时期”。“
矛盾突发期”，已为众所周知。我说“矛盾非常期”，有几个新点：第一，数量激增。发生在全国每年的“群体性事件”，从90年代初的八九千件，本世纪初的10万件，到2008年12万件，2009年20万件；第二，范围扩大。据于建嵘先生报告，“群体性事件”的范围包括：农民维权（35%），工人维权（30%），市民维权（15%），社会纠纷（10%），社会骚乱（5%）和有组织犯罪（5%），此外还包括复转军人情愿/教师罢课/农民工讨薪/底层知识分子失业等。第三，种类翻新。于建嵘先生将种类分为维权，骚乱和泄愤三类。提出的“社会泄愤事件”概念对认知中国社会问题有重要价值。“社会泄愤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