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现象的根源
清朝末年的中国社会，“有绝妙之言而无行言之事，有可行之法而无行法之人”，说的是从制度上看，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运作都已有可行的框架结构，但只说不做的社会风尚让任何美好的制度都成为空中楼阁，原因非常简单明了：人的素质太差劲，没有依法行事的人。当今社会，依旧担负此等沉疴。
一位西方哲人评析西方社会时，将他们整个社会事务的运作划分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以官员政府为标志的公共权力运作系统；以思想学术为标志的社会良知系统——精神系统；以财富和企业为标志的社会物质财富系统。这三者各自独立，各自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诉求，从而构成了三足鼎立支撑社会、运作社会各项事务的稳定系统，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官员政府提供社会环境，它以“名”——好名声为根本诉求；学者良知是社会的良知，以追求真理为旨趣，不同于官员的追求也不同于企业人员的追求；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企业，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的价值追求，并不过分关注社会公平和社会良知。但这些各有缺陷的大系统，互相作用、互相依赖，共同构成了社会健康机体。
不少国人艳羡业已在西方国家运作成熟的“三权分立”国体，认为它是拯救我们国家的济世良药，是治理社会顽疾的根本。但，我们也清醒的看到，这一国体——此处的国体，指国家的运作体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药到病除的，譬如印度，也实行三权分立，但它似乎只吸取了这种国体带来的坏处而没有运用其好处，腐败和家族统治依旧很繁盛。确实，无论从法理上看还是从人类社会实践上来看，“三权分立”的国体确实很好：代表人民的议院行使立法权；政府行使执法权、执行议院代表的国家意志；司法监督检查社会事务的运作状况，享有独立的司法权。非常明晰简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