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对转基因维持警觉和谨慎是必须的。我一直就关心物种的多元性、自然作物的纯洁性是否会受到转基因的威胁。这也是我劝崔永元到欧洲或日本考察的原因。毕竟，世界上60多个国家（包括大部分发达国家），都要求市场上的转基因产品要特别标出，美国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呼吁强化对转基因的管理，到美国是跑错了国家。这么说难道有什么错误吗？
更何况，这个问题越是有争议，就越需要有多方面不同的意见。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转基因在培养抗病虫害的种子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公众（包括我自己在内）大都对转基因产品有所戒备。但我们对反复使用农药的产品，是否应该有同样的戒备？农药污染的不仅仅是食品本身，而且会经过雨水冲涮进入水系，对水产品和自然环境构成全面的伤害。
转基因通过提高作物的抗病虫害能力，使农药成为多余。这究竟是增进了我们的健康还是损害了我们的健康？当你面对没有使用过农药的转基因蔬菜，和被农药反复“洗礼”过的自然蔬菜时，应该选择哪个？你是希望吃着自然食品而在农药含量甚高的海滩和河流中游泳，还是宁愿吃转基因食品而享受相对洁净的饮水？可见，即使你反对转基因，有时面临的也不是黑白分明的选择。
在英文媒体，你随时可以看到这样的讨论。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各抒己见，不停地争论，思想越来越复杂，公共话语也不断刺激和塑造着专家们研究时的“问题意识”。中国的公共讨论在这方面要薄弱得多。这当然有制度的问题，也有水平的问题，但同时还有许多崔永元式的伪君子。客观地说，他们本来对于活化中国的公共讨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颠覆了计划经济时代大一统的话语结构。但是，一旦他们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自己奠定了某种“话语霸权”后，就开始自我膨胀，并沾染上江湖上那种拉帮结伙的习气，把公共话语化为一己之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