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把对宇宙秩序的追寻和对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完全寄托在一个现实中人身上，在今天的人看起来太不现实。但是这种以皇帝为媒介、把物质置于精神统帅之下并相互统一起来的设计，却不无高明之处。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人类为了达到至善，必须悬设上帝存有和灵魂不朽。如果把中国皇帝的神圣性，看成是中国先知先哲和民众为追求社会至善所作的精神悬设。我觉得这样的思路似乎更符合现代社会所需的客观理性要求。
中国近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所看到的中西差距，往往停留于现实物质的层面：如财富积累、自然科学，现代工业，民主制度等；很少人探究到文化精神的层面：如宗教信仰（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认识论、方法论）等。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往往偏面错误。一百多年来，我们沿着物质主义的道路去追逐着西方，但我们追得越快西方这只兔子跑得越快。而且在匆忙的追逐中，我们把身上原有的那点文化精神传统都给抖落在了路上。
在我看来，中西文化最根本的差别在于精神和物质二者的错位：西方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精神对物质的统御作用。西方人信奉“不自由勿宁死”、“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中国文化则相反，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调物质对精神的主导作用。中国人爱说“民以食为天”、“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
吊诡的是：一个看重精神世界的西方社会恰恰孕育出了超强的现代物质文明；而一个看重物质、生存第一的中国社会却孕育出了最根深蒂固的等级伦理观念。也许，社会就是以人的两方面——物质性和精神性构成的矛盾平衡系统，当其中的任一方面被人为提高以后，另一方面必然也要随之提高，才能达到新的平衡。在西方社会里人的精神性被人为地提高，其物质性必然随之提高：科学发现、工业化、资本主义相继而起，以与人们高度的精神性相匹配。而在中国社会里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性，每当物质财富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其必然也会要求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性，由于新的精神性不能创生或达不成共识，就只有回过头去不断强化传统的精神性，直到旧的传统精神断裂、社会系统崩溃为止，然后开始下一次循环。儒家的等级伦理观正是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循环中不断得到加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