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外死亡的3位官员中，除孙启明是在家晨练不慎跌落外，另外两位，一个是酒后关窗不慎跌落，一个是“长期病情积累精神恍惚”意外摔下。
毛寿龙说，就目前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无法确定官员自杀的真实原因，立刻和贪污腐败联想在一起并不明智。
如果要人们区别对待，还之死者以公平、恰当的评价，那么，要不要公布死亡细节和自杀原因呢？
对于人们呼吁尽快公开案件、保护公民知情权的做法，毛寿龙不以为然。
在他看来，中国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如果是“活官员”贪腐，对公众交代很有必要，但是如果“死官员”腐败，他不主张将他们的信息公布，因为没有太大意义。毛寿龙强调，“无论他生前是什么人，但是他死去之后应该得到尊重。况且官员也是普通人。”
死因应不应对外公布？
毛寿龙认为，公众以知情权为名要求公布官员自杀相关信息的行为无异于偷窥，是一种“过分的知情权”、“变态的知情权”。
林喆则直斥这种“观点不正确”。她认为，官员作为公权力的主体，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由人民选举产生，选民有权了解官员的信息。公众要求获得官员信息是正常知情权，一点也不过分；政府在查明案件后应该尽快向公众公布真相。“这种做法是世界各国的惯例。”
“但是公布的形式和时机应该精心设计。”林喆认为，根据案情，政府开始时可以选择先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比如向领导班子、同级干部、党内党员说明情况，过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了再向公众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