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出身盐商世家，自祖父以降都靠经营盐业吃饭，父亲江承瑜曾为为两淮总商之一。总商的权力相当广泛，除纳课杜私、承办报效、摊派杂费、参弹疲商等职责外，还有参与制定盐策之权。在某些时候，总商甚至凌驾于盐政官员之上。江春科考途上不如意，遂协助父亲经营盐业，父亲死后不久，继为总商，为乾隆时期“两淮八大总商”之首，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谙熟商业和官道。
本来，盐商享受政府的垄断经营，利润丰厚，也要承担种种负担。乾隆六次南巡，都是“江春大接驾”，乾隆数次对边疆用兵，庆祝皇太后万寿节典礼，以及许多大工程和大灾赈济，江春都尽心尽力。据嘉庆《两淮盐法志》记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驾临扬州，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江春率领其他商人“急公报效”、“输将巨款”达白银1120万两之多，深得乾隆赏识。每当新的两淮巡盐御史上任前，乾隆总要跟他们交底：“江广达（江春，他的行盐旗号为“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江春仿佛是乾隆的另一个财政部长。
乾隆对江春的回馈也相当优厚，曾赐予他“内务府奉宸苑卿”的官衔，赏戴孔雀翎，是当时盐商中仅有的一支孔雀翎。他先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皮、荷包、数珠、鼻烟壶等物。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江春因捕获销毁宫内金册而逃逸的太监张风，被乾隆赐予“布政使”衔。乾隆五十年(1785年)，江春被乾隆邀请参加千叟宴，成为“以布衣上交天子”的第一人，后来他更被乾隆授予“正一品光禄大夫”头衔。过去，商人的地位不高，一介商人能有如此政治荣耀，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