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一步步走向完善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不断获得意义膨胀和价值增值的过程。这种意义膨胀和价值增值使对现代中国文学整体水平的反思与检审一直只能在学术的边缘处言说，甚至被视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合法性的拆解而为主流学术界所不喜。”（拙作《“日常生活”的命运》）
作为一个靠“现代文学”学科吃饭的人，个人的审美偏好就得退居次要地位。诚如马克斯·韦伯说的“价值无涉”，科学研究只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不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但当我并不是作为一个研究和教授现代文学的人，而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阅读者，就不能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幼稚”与“肤浅”视而不见。当然这是就整体而言，事实上，现代中国文学中写得好的虽然不多，还是有的，但大多是一些旧学功底深厚的人，比如鲁迅，周作人，钱钟书，张爱玲等，他们所以能写得好，是因为他们都继承了汉语书写的审美传统的缘故。只可惜这样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太少，无法改变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幼稚”和“肤浅”这一事实。
韩寒“微词”比较多的几个作家中有巴金、冰心和茅盾。巴金最让人倒胃口的是他的“滥情”，据说，他是受了卢梭的影响，用一种“泣诉式”的调子写小说。巴金影响最大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都是“滥情”加“肤浅”，基本上不忍卒读。倒是他写于40年代的《寒夜》，部分克服了早期的“滥情”，多了些厚重的东西，是我心目中巴金写的最成功的作品。70年代后期，渡尽劫波的巴金开始写他的《随想录》，《随想录》的成就无疑也因为巴金的身份（作协主席）而被认为地拔高了，什么“炉火纯青”啦，什么“与民族共忏悔的《真话集》”（刘再复）啦，其实，《随想录》继承了巴金的一贯风格，痛悔的眼泪、愤怒的谴责多于深刻的思考，有人说“巴金的忏悔是小学三年级水平的忏悔”，话说得尖刻了些，却也痛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