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不可以封杀汤唯，权利封杀汤唯是权利，但关键是怎么封杀？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发生从传播渠道封杀一个人的事情。有人们自觉的封杀，比如“艳照门”照片，很多人自觉地拒绝浏览、传播，便是一种自觉的封杀。有民间组织和一般社会实体的封杀，比如一家媒体企业，拒绝在自己的媒体上发表任何关于汤唯的形象信息和演艺信息，这是决定于这个企业自己意志的封杀。有政府权利的封杀，这一点特别出现在战争年代对不利于己方信息的封杀，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军事战略家鲁登道夫总体战理论逐步为各国接受之后，已经成为惯例。但政府不管怎么个封杀，总要有个理由才是。
今天中国文艺管理的主要思想基础仍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孤立地看毛泽东这个讲话，并用它来指导文艺和国家文艺管理，就等于将毛泽东的讲话当作了死的教条，在和平时代必然形成很大谬误。如何理解毛泽东这个讲话？人们通常忘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还有一个朱德的讲话。朱德讲话不象毛泽东讲话那样拐弯抹角，而是非常直截了当，直白指出要文艺家们意识到是在跟日军进行宣传战，是抗日总体战的需要。建国后进行和平建设，朱德再涉及文艺问题时，就不再说总体战、宣传战了，而是说自己写诗也要向郭沫若学习。也就是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质是进行抗日宣传战。即使抗日宣传战，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朱德，都还是对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什么要开会说出个道理来，而不会对文艺家们来个无理封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