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周其凤也有言行的自由，只要不逾越道德的底线，不触碰法律的红线，都受法律保护，也无须接受道德的非议。当然，言说者有言说者的自由，评说者也有评说者的自由，只要这种评说也在法律、道德的尺度范畴，都无可厚非。特别是作为公众人物，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因而比常人肩负更大的社会责任和担当，言行举止应受更多的约束限制，接受公众、舆论的自由评判也是题中之意，这也是满足公众、舆论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需要和体现。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保护公众人物的言论自由权，相关的评判应在理性、客观、公允的基础上发声，特别是不能见着专家就骂“砖家”、见着教授就骂“叫兽”，陷入断章取义、胡乱解构的“巢穴”；一方面，公众人物也要充分理解尊重公众和社会舆论对公共事务、公众人物的参与权、评判权，做好被“吐槽”甚至谩骂的心理准备，并有适度容忍、接受被吐槽的雅量，只要这种吐槽、谩骂还没有严重影响、侵害到其名誉权和工作学习生活等。
明了这些道理，我们对北大前校长周其凤的“国民可悲”论，就毋庸再心生纠结，“一点就爆”式的反击更大可不必，而完全可代之以淡定看待。哪怕用“见怪不怪，其怪必败”的心态视之，也好过再掀起一场无谓的口水纷争。
事实上，周其凤的“国民可悲”论，也有其论说缘由和背景，并非低劣恶俗的诋毁、谩骂，他之所以感觉“可悲”，是认为有些人“可以骂自己的娘，但却不可以骂美国”。子不嫌母丑，骂从何出？美国再好，也不都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骂骂何妨？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周其凤“可骂娘不可骂美国”的“国民可悲”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且淡定视之吧，无需指责，更不必义愤填膺、群情激奋，跳起“骂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