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时代的高压体制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战战兢兢，只求自保，为了自己一人“过关”不惜牺牲所有的同道亲友。郭沫若在宴会上如果向总理为无辜的儿子求情，郭世英应该能逃过此劫。可郭沫若为了怕自己受牵连，宁愿看着爱子死于非命也不肯说一句真话？连亲生儿子都可以舍弃，就更不用说为其他无辜受害者呐喊疾呼了。
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伟光正体制”！
郭沫若的悲剧是毛时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缩影。当代知识分子的灵魂被空前扭曲了，一个个以争当马屁精和万岁吹鼓手为荣。
如果说毛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是高压所迫情有可愿的话，那么今天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坠落为“权钱”的奴仆就没有什么原由可言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比毛时代要宽松得多。虽然“说真话”仍受到限制，“坚守良知”就失去了升为“上等人”的机会；但知识分子还是拥有不拍马屁不说假话的部分“自由”，拒绝歌功颂德违背良心不会象毛中国一样把你批斗、游街、示众、坐牢、上刑场，至多是不让你升官发财玩享受。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回到“坚守良知追求真理”的轨道上来，而是整体沦落为“权钱拜物教”的忠实信徒，争先恐后围着“权钱”转圈，为了升官发财图虚名什么假话都敢说，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敢做。尤其是那些在主流媒体拥有“话语权”的所谓“专家”们，在屏幕上说的话好象越来越大言不惭，越来越无视最基本的常识和良知？汶川地震造成大量学生死亡的豆腐渣校舍存在的“质量问题”是“痢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我们的“鉴定专家”就敢站在权威岗位上说昏话，说什么汶川倒塌校舍“不存在工程质量问题”？并象钱学森当年论证粮食亩产过五万斤那样罗列出一大堆“貌似科学”的理论来强奸全体国民的智商？好象汶川是一块没有被工程腐败污染的净土似的？
